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新春走基层）内蒙古乡村振兴见闻：村强民富产业兴******
中新网呼和浩特1月12日电 题：内蒙古乡村振兴见闻：村强民富产业兴
中新网记者 张林虎
过去10年，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特色种养殖到“北果南卖”新思路，一幅农村美、农民富、产业兴的乡村振兴画卷在祖国北疆徐徐展开。
农村美：乡村要振兴
“新盖的羊圈不仅宽敞，还有接羔保育房，隔着玻璃就能看到每只羊的待产情况，冬天也不怕冻了。”12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忽鸡图乡麻黄洼村村民苏补云说。
四子王旗位于我国正北方，北与蒙古国接壤，国境线全长104公里，总面积2.55万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地广人稀地区。
图为养殖户正在为羊添加草料。 李宁 摄2022年，作为四子王旗乡村振兴示范村，麻黄洼村使用京蒙协作资金800万，建成了杜蒙肉羊育种联合体标准化繁育小区。
麻黄洼村党支部书记王俊平向中新网记者介绍，这个小区占地128亩，建设高标准羊舍36座，每座均配套青贮窖、储草棚、接羔保育房、储粪池等基础设施，集中回收羊粪生产有机肥，实现人居与牲畜饲养分开、生产区与生活区分离。
苏补云一直以养羊为生，随着人畜分离养殖小区的建成，他家的羊都乔迁了“新居”。“统一养殖、防疫、饲草料、回收，这种模式减轻了劳动强度，也增加了收入。”
如今的麻黄洼村，不仅有产业富民的“气质”，更有景美宜居的“颜值”。
据了解，2022年四子王旗共落实京蒙协作资金5659.5万元，实施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17个，目前已完成16个。
忽鸡图乡党委书记张文杰表示，明年要稳步扩大养殖规模，户均养殖基础母羊由30只扩大到60只，户均年纯收入由现在的5万元提高到10万元。“同时辐射带动本村其他农户和周边其他村农户加入养殖序列，增加养殖收入。”张文杰说。
农业强：产业现代化
在距离麻黄洼村1000公里之外的通辽市开鲁县义和沙拉村，米学娇正在指挥搬运工往冷藏车上搬运鸡心果。
“今天这车货是发往广州的。到现在为止，今年的销量已达到50余万斤，我们的鸡心果果香浓郁、口感甜脆，在南方销售得特别好。”米学娇说，因为有了冷库，实现了果品反季销售，效益也特别好。
米学娇夫妇从事彩钢门窗生意多年，随着家乡林果产业的发展，夫妻俩便有了“北果南卖”的想法。巧的是，村里当时正在争取冷藏库建设项目。
义和沙拉村党支部书记宫佳军介绍，村里有果树3800亩，其中2000亩正处盛果期。为延长果品上市时间、增加果农收入，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与米学娇夫妇共同出资建设冷藏库。
2022年秋天，冷藏库投入使用，并高于市场价优先收购本村当季果品，收益按投资比例分成。
“每斤果能多卖约1元钱，果农每亩地能多收入400多元钱，村集体每年也能增收5万元。”宫佳军说，冷库的建成，让村里80多户果农销路不愁、增收无忧。
“我家有30多亩林地，栽的全都是鸡心果。外地客商收购价为每斤3.5元，我们村的冷库是每斤4.5元，而且不分等级，全都要。”在果农宫远辉看来，村委会通过发挥党支部的火车头作用和能人的示范带头作用，对果品进行“冷处理”，带来果农与村集体双增收的“热效应”。
资料图。图为鸡心果收购现场。 胡建华 摄农民富：生活有奔头
从精准扶贫户到致富带头人，5年时间，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永福村农民李锦的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李锦原本的生活并不差，后来却因病致贫，2016年被列为精准贫困户。他靠着产业扶贫资金，买了一头成年奶牛开始发展养殖业。
清扫牛槽、加水喂草、整理圈舍……李锦每天都在牛圈里忙碌着。
好政策加上勤劳的双手，让李锦牛场的规模迅速扩大，他也摇身一变，从一头牛的小养殖户，变成了家庭牧场主。2019年，李锦的家庭牧场年收入近30万元。
图为米学娇(右)指挥果品出库。 胡建华 摄“脱贫要靠自己，要靠辛苦的劳动，不能有等靠要的思想，否则一辈子也富不起来。”这句话成了李锦的口头禅。
产业扶贫政策让李锦过上了好日子。他感恩党的扶贫政策，也感谢乡亲们的帮助和支持，自己脱贫后，把学到的养殖知识和积累的经验，向村民们倾囊相授，带动当地村民发展养牛。
“现在牛场实现了自繁自育，全村有200多户村民跟着我一起发展养殖业，打算将来慢慢把种群扩大，致富增收不是梦。”李锦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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